1888年，山东乞丐武训靠“讨饭”30年，攒下良田230亩、钱3800吊，盖起了一座义学。但他没住进去，反而跪在穷人门口，求人家送孩子来读书，甚至愿意替学生家干农活。
武训原名武七，1838年出生在山东堂邑县一个贫苦农家。他排行第七，没名没姓，大家都叫他武七。7岁那年，父亲病死，武七跟着母亲四处讨饭。15岁时，他经人介绍到馆陶县一名张姓地主家当长工。
武七干活卖力，一个人顶两个人的活。他在地主家干了整整三年，没领过一分工钱。到了第三年年底，武七想领钱回家给母亲尽孝，便敲开了地主家的房门。
地主张某坐在太师椅上，翻开一本厚厚的账本，指着上面的黑字说：“武七，你自己看，这三年你预支的钱、打碎的碗、生病请医生的开销，全记在这儿。算下来，你不仅没工钱，还欠我两吊钱。”
武七愣住了，他一个大字不识，盯着那本密密麻麻的账本，急得满脸通红：“东家，我没领过钱，也没生过病，这账不对！”
张地主把账本往桌上一拍，冷笑道：“白纸黑字写着，你还想赖账？不识字就滚一边去！”
武七不肯走，上前争辩。地主一挥手，几个家丁冲上来，对着武七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武七被打得满脸是血，最后被扔到了大街上。他在雪地里躺了三天三夜，醒来后，他没哭也没闹，只是盯着地主家的大门看。
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穷人受欺负，是因为不识字；不识字，是因为没钱上学。
从那天起，武七变了。他不再找活干，而是拿起了半个破碗，开始了一场长达30年的“行乞”生活。
武七讨饭和别人不一样。他不仅讨饭，还讨活干。他帮人拉磨、推车、挑水，只要给一文钱就行。
为了攒钱，他对自己狠到了极点。从别人讨来的好饭好菜，他转手卖给别人换成铜钱，自己只吃人家扔掉的馊饭、发霉的干粮，甚至捡地上的西瓜皮啃。
为了多挣几个赏钱，他在集市上表演“奇术”。他张开嘴，让人往里扔砖头，磕得满嘴是血，只为换一文钱；他生吞蝎子，被蛰得满脸浮肿，依然笑着收钱。最让人心酸的是，他趴在地上当马，让富家子弟骑在身上走一圈，收两文钱。
有人骂他：“武七，你讨这么多钱不娶媳妇不盖房，你是想带进棺材吗？”
武七拍着腰间的黄布包，嘿嘿一笑：“我不娶妻，我不置产，我要修个义学为贫寒。”
到了1888年，50岁的武七已经成了当地有名的“富翁”。他手里攒下了3800多吊钱，还在堂邑县柳林镇购置了230亩良田。他把这些钱财全部登记在册，名目只有两个字：义学。
这一年，武七在柳林镇盖起了一座气派的房子。青砖红瓦，宽敞明亮。镇上的人都以为武七终于要给自己盖新房娶媳妇了，结果房子盖好后，大门上挂起了一块匾额：崇贤义塾。
房子盖好了，但没有老师，也没有学生。
武七打听到当地有一位名儒叫杨树坊，学问极高，但性格清高。武七走到杨家门前，扑通一声跪下了。
杨树坊出门看到一个破衣烂衫的乞丐跪在门口，皱眉道：“你要讨饭去别处，我这里没余粮。”
武七磕了个头，大声说：“杨先生，我不讨饭，我请您去义学当老师。钱我出，房子我盖，只求您教穷孩子识字。”
杨树坊以为他疯了，关门谢客。武七不走，就在杨家门口跪着。
第一天，杨树坊没理他；第二天，武七依然跪在那里，滴水未进。到了第三天，杨树坊被震撼了，他亲自扶起武七，流着泪说：“武先生，您这膝盖比我的笔头硬，我去！”
老师请到了，武七又开始挨家挨户请学生。
他来到贫农张老汉家。张老汉正带着8岁的儿子在田里割麦子。武七走过去，二话不说就跪在泥地里。
张老汉吓了一跳：“武七，你这是干啥？”
武七指着孩子说：“让娃去上学吧，崇贤义塾不收钱，还管饭，管衣服。”
张老汉叹了口气：“武七，你是一片好心。可娃走了，地里的活谁干？我们全家指望这几亩地吃饭呢。”
武七抬起头，语气坚决：“只要娃去读书，地里的活我包了。我帮你们拉犁，帮你们割麦子，我什么都干！”
张老汉愣住了，他看着这个满头白发的乞丐，眼眶红了，拉起儿子说：“娃，给武大叔磕头，去上学！”
就这样，武七跪遍了方圆几十里的穷人家。他真的履行了诺言，白天在义学里忙活，晚上或者农忙时，就去学生家里帮着干重体力活。
义学开课那天，武七没坐上座，他蹲在教室门口，听着里面传出来的朗朗读书声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除了崇贤义塾外，武七之后又陆续建了另外两所义学。山东巡抚张曜得知他的事迹后，亲自接见，下令免征学田钱粮和徭役，并捐银洋200两。光绪皇帝更是赐名“武训”，封他为“义学学正”，赏穿黄袍马褂，又敕建“乐善好施”牌坊。
1896年，武七因积劳成疾病逝，享年58岁。
武七出殡那天，堂邑县万人空巷。上到知县，下到乞丐，几万人自发为他送行。
武七一生没有读过书，却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乞丐身份载入《清史稿》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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