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鹏
美国副总统J.D.万斯最近出版新书《共融：寻回信仰之路》（Communion: Finding My Way Back to Faith，下文简称《共融》），引发国际舆论关注。这本新书和万斯之前的《乡下人的悲歌》（下文简称《悲歌》）表面上都是回忆录，实则是万斯对美国危机开出的两份诊断书。如果说《悲歌》写的是一个俄亥俄铁锈带少年如何从贫困、毒瘾、家庭失序和白人工人阶级的自我毁坏中逃出来；那么《共融》写的则是这个已经获得名校学历、财富、家庭与政治权力的人，为什么仍然要回到基督教，最终皈依天主教。
在前一本书中，万斯还在向美国精英解释“白人工人阶级到底发生了什么”；后一本书的万斯，已经站在副总统的高位，向读者解释“美国的成功阶层为什么仍丢失了魂”。这两本书之间，并不是简单的前传与续集关系，而是一条思想路径的展开：从阶级创伤，到宗教回归；从家庭破碎，到共同体缝合；从铁锈带的愤懑怒吼，到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弥撒。
万斯在《悲歌》里明确说，这本书“不是学术研究”（not an academic study），他的主要目的，是讲述“这个问题落在一个人身上时究竟是什么感觉”（what that problem feels like）。到了《共融》，他的说法变成：这本书“不是一本基督教护教书”（not a work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），而是“一个人的故事”。两本书中的两个“不是”，恰好构成两本书的共同特征：万斯不是先提出理论，再寻找材料；他总是先讲自己的生活，再把生活扩展成政治判断。
当地时间2026年6月25日，美国加州约巴林达，万斯在参观理查德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期间，与尼克松基全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·拜伦就其新书《共融：寻回信仰之路》进行交谈。
铁锈带上的创伤：家庭、贫困与白人工人阶级的内伤
《悲歌》最容易被误读成一个励志的美国梦故事：贫困少年、混乱家庭、海军陆战队、俄亥俄州立大学、耶鲁法学院，最后进入精英世界。但万斯在开篇就提醒读者，他并不是因为自己多么伟大才写这本书。他说自己没有什么伟大成就，他写书，是因为自己取得了某种“相当普通”的成功，而这对像他这样出身的孩子来说并不普通。
万斯生长在铁锈带，一个不断流失工作和希望的俄亥俄钢铁城镇。这本书中的铁锈带，也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俄亥俄、肯塔基和阿巴拉契亚，更是一种社会伤口。贫困在这里不是收入表上的数字，而是母亲长期成瘾、家庭关系反复破裂、孩子不断搬家、男人逃避责任、邻里在警车和争吵中习以为常。这种贫困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，也不是工厂关闭一个变量可以完全解释的。
他当然没有否认制造业衰退的影响。但他不愿意把底层困境完全解释为外部结构。他在瓷砖仓库打工的经历中，写到年轻工人迟到、旷工、逃避劳动，最后被解雇却觉得自己被亏待。万斯把这种状态概括为“能动性的缺失”，也就是一种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生活，但却将之归咎于所有人而不是自己的状态。这正是《悲歌》颇受争议的地方：它一方面替白人工人阶级发声，另一方面又把一部分责任放回到这个阶层自身的文化和行为模式上。
在这本书里，真正拯救万斯的不是制度，而是几个具体的人。外婆（Mamaw）和外公（Papaw）粗暴、脏话连篇、带着阿巴拉契亚式的暴烈气质，却给了他最关键的稳定性。姐姐琳赛（Lindsay）也在他童年生活中承担了近乎成人的角色。万斯写琳赛是家里“唯一真正的大人”（one true adult in the house）。这句话令人心酸：一个孩子之所以像成年人，并不是因为她成熟，而是因为真正的成年人缺席。
所以，《悲歌》真正的主题不是“我如何成功”，而是“为什么我差点失败”。万斯在耶鲁法学院时感到自己像飞船坠落在奥兹国；在那里，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“异常者”（an anomaly）。而更深的痛苦，是成功之后的内在冲突。这正是《悲歌》的复杂性：它写的不是阶级跃升的胜利，而是阶级跃升留下的裂缝。
弥撒台前的回归：名利、空虚与美国精英阶层的“失魂”
如果说《悲歌》从贫困开始，那么《共融》恰恰从成功开始。万斯在新书开头写自己带孩子去教堂，甚至在副总统任内的住所里参加弥撒。他写道，自己已经是美国副总统，并说自己曾在风投中赚钱，能给孩子自己童年没有的一切。此时的他，已经获得了第一本书中那个少年几乎无法想象的一切：耶鲁法学院、风投经历、婚姻、孩子、财富、国家权力。但也正是在这个位置上，《共融》的问题出现了：一个人赢得了美国社会承诺的奖品之后，为什么仍然觉得失去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？
万斯的答案是信仰。
他说自己曾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，但一度把自己视为“某段时间里的无神论者”（atheist for a time，《共融》导言），后来又回到信仰。他不是从小就是天主教徒。书中回忆，他童年接触过非宗派教会、五旬节派教会和浸礼宗教会，整体属于美国保守新教环境；他当时知道天主教存在，却并不了解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差异，只觉得天主教徒跪得更多，五旬节派教会音乐更好（《共融》第1章）。
他正式加入天主教，是2019年8月中旬。万斯在《共融》中写到，自己在一个美好的8月中旬受洗，地点是在离自己家不远的一个私人仪式中。他皈依天主教的原因，不只是政治立场变化，也不是突然神启，而是几条线逐渐合流：对基督教德性传统的重新评价，对天主教稳定性的吸引，对告解、圣事和教会共同体的需要，以及妻子乌莎（Usha）对他重新去教堂的支持。乌莎认为，教会对他的帮助比治疗更实际，也更能把他固定在一种稳定的生活秩序中。
《共融》的关键，不是万斯从“不信”突然变成“信”，而是他如何重新评价现代成功。他反复使用《马太福音》中的一句话：“凭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”（By their fruits ye shall know them）。他观察到，许多普通信徒、父母、祖母和教会共同体，虽然不追逐名校、财富和地位，却拥有更稳定的生活秩序；相反，精英世界提供了名利，却也制造焦虑、傲慢和空洞。
在这里，《共融》与《悲歌》形成强烈对照。第一本书关心穷孩子能不能爬上社会阶梯，第二本书追问爬上阶梯之后，人会变成什么样。万斯不再只是讨论收入、学历和阶级流动，而是讨论德性、罪、忏悔、父职、婚姻和共同体。他将皈依理解为一种生活实践，而不只是思想问题；他需要像基督徒那样生活，而不只是思考基督教（《共融》第8章）。
这也解释了《共融》这个书名。万斯在书中解释，communion不只是个人与基督的相遇，也意味着信徒作为一个共同敬拜身体的联合。他援引《哥林多前书》强调，众人虽多，仍是一个饼、一个身体（《共融》第8章）。这不是私人心理安慰，而是一种共同体秩序。
延续性：从“家庭破碎”到“共同体缝合”
表面上，两本书差异很大：一本讲阶级，一本讲信仰；一本是铁锈带的社会病理，一本是副总统的信仰之路。但它们的内在线索其实高度一致。万斯始终关心的是：当家庭、地方、教会、学校、劳动伦理这些中介共同体崩坏之后，个人如何被现代社会吞没。
《悲歌》里，共同体破碎首先表现为家庭破碎。母亲无法提供稳定生活，父亲长期缺席，孩子过早承担成人角色，祖父母成了非正式安全网。在《悲歌》的末尾，万斯讨论儿童福利政策时写道，美国一年中有64万名儿童——多数是穷孩子——会至少有一段时间进入寄养体系；另外还有无法统计的孩子虽遭遇虐待或忽视，却没有进入寄养体系。这个数字背后，是一个制度性问题：社会往往太晚才介入，而真正能改变孩子命运的，常常是早期、稳定、具体的成人关系。
万斯并没有把自己的幸存完全归功于政府项目。他在《悲歌》中写道，自己没有挨饿，部分得益于祖母分享的养老福利；自己能上大学，也得益于助学金和低息学生贷款。但他同时强调，差点毁掉自己人生的那些因素，几乎完全在政府控制之外。这不是简单的反政府论，而是万斯后来的政治思想核心：政策固然重要，但永远都无法替代家庭、纪律、亲密关系和共同体。
《共融》则把共同体问题从家庭扩大到教会、国家和文明。弥撒台在这里承担了 Mamaw 厨房的升级版功能：它提供秩序、仪式、责任、忏悔和归属。第一本书中的万斯需要一个稳定的家，第二本书中的万斯需要一个更大的精神之家。
因此，“缝合”比“重建”似乎更适合描述万斯。重建暗示可以回到某个完整无损的过去；缝合则承认伤口已经存在，疤痕不会消失。万斯的政治吸引力，正在于他承认铁锈带和美国家庭的伤口；他的政治争议，也在于他试图用宗教、家庭、国家和保守主义秩序去缝合这些伤口。
这种思路也让他区别于一些美国右派人物。里根式保守主义更信任市场、减税和小政府；特朗普式民粹主义更依赖愤怒、身份和敌我动员；德桑蒂斯式文化战争强调制度斗争；塔克·卡尔森式媒体右翼善于制造反精英叙事。万斯的特殊性在于，他不是单纯从市场、民族或文化战争出发，而是把阶级创伤、家庭秩序和宗教皈依缝在一起。
变异性：从白人工人的阶级怨恨到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弥撒
如果说《悲歌》让万斯成为铁锈带的翻译者，那么《共融》则彰显了他试图成为新保守主义神学解释者的“野心”。前一本书中，他把白人工人阶级的愤怒、怨恨、羞耻和自我毁坏讲给美国精英听；后一本书中，他把这些情绪放入一个关于罪、德性、家庭、共同体和国家秩序的宗教框架中。
这里所谓“政治弥撒”，并不是说弥撒等同于布道。弥撒是天主教的核心礼仪，讲道只是其中一部分。本文使用“政治弥撒”，是指万斯在《共融》中把政治问题礼仪化、道德化、神学化：阶级怨恨不再只是经济不满，而是共同体瓦解之后的灵魂反应；反精英情绪不再只是民粹策略，而是对一个“失魂”精英阶层的审判；国家政策不再只是利益分配，而涉及家庭、边境、工作、信仰和共同的善（common good）。
在《共融》中，万斯谈到自己从特朗普批评者转向特朗普支持者。他承认外界会认为这是政治投机，但他给出的解释是，自己后来意识到，反特朗普的精英保守派之所以憎恶特朗普，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威胁了一套对他们有利的政治秩序；而他自己也曾过度关注特朗普的风格，忽略其在外交、贸易和移民上的实质差异。这个解释是否令人信服，可以争论；但它清楚显示，万斯已不再满足于2016年那种“解释底层”的角色，而是在重新解释整个美国右派的方向。
这种方向不是传统小政府保守主义。万斯对商业精英并无天然好感。《共融》中，他写到一次商业圆桌会议，某位酒店业 CEO 抱怨，因为不能雇佣非法移民，劳动力市场太紧，以至于自己必须给美国工人支付更高工资。万斯没有当场反驳，但他评论说，很多人会把企业给穷人更高工资视为优点，而不是缺陷。这里的万斯，已经明显不同于单纯亲商的共和党人。他关心的不只是市场效率，更是工作尊严、家庭稳定和本国劳动者的生活。
但这也是万斯最需要被人们所警惕的地方。私人创伤可以提供政治洞察，却不能直接变成国家治理方案；宗教回归可以提供德性语言，却不能自动解决移民、产业、贫困、战争和外交的复杂权衡。万斯最有力量的地方，是他拒绝把人只看成经济动物；而他最危险的地方，则是他可能把复杂社会问题过度转化为道德和宗教问题。
《共融》中最值得注意的，并不是万斯成了天主教徒，而是他试图用天主教式的共同体想象来重写美国右派政治。它既不同于里根时代的自由市场乐观主义，也不同于纯粹的特朗普式愤怒政治。它更像一种后全球化、后自由主义、带有宗教色彩的国家保守主义：要保护家庭，保护边境，保护本国工人，保护传统秩序，也保护一种比个人成功更大的共同体。
从铁锈带到弥撒台，美国右派的另一条精神路径
从铁锈带到弥撒台，万斯完成的不是简单的身份升级，而是政治语言的升级。《悲歌》中的万斯，是那个从白人工人阶级家庭创伤中逃出来的人；《共融》中的万斯，则是那个站在权力中心、回头寻找宗教秩序的人。前者解释特朗普时代为什么会到来，后者暗示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右派可能出现怎样的精神路径。
说“另一条”，是因为万斯不能代表整个美国右派。美国右派有市场派、民粹派、宗教保守派、媒体右翼、国家保守派，也有传统建制派。万斯的独特性在于，他把这些线索中的几条缝合在一起：白人工人阶级的伤口、阿巴拉契亚家庭的记忆、耶鲁精英世界的疏离、天主教皈依的秩序感，以及国家保守主义的政治抱负。
万斯的答案未必总是可靠，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无人可以回避：当工厂关闭、家庭破碎、地方衰败、教会空心化之后，美国人还能靠什么生活在一起？尤其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下，这个问题显得更为迫切。
《悲歌》发现伤口，《共融》寻找针线。在笔者看来，万斯的故事，不只是一部个人的奋斗成功史或信仰皈依史，而是一种试图为破碎的美国梦寻找缝合线的当代政治神学。
（王鹏，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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